2002年上海市业余钢琴定级考试前，人民广场上的百名琴童齐奏活动

文 | 张景易

每到寒暑假期集中考级时段，万千琴童奔赴考场，成为中国社会音乐教育极具时代印记的文化现象。而如今，狂热追逐证书的时代已然远去，潮水慢慢退下。热潮降温，恰是重新定位考级价值的契机。

1985年，响应国家推动音乐院校面向社会开放的号召，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利用周末时间面向社会开设小提琴、钢琴指导班，拉开了国内社会音乐业余教育的序幕。为激发业余学习者的学习动力，钢琴指导班教师借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设于中国香港的钢琴考级范式，于1987年在班级内部组织开展钢琴等级考核。1992年，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正式成立，为社会艺术学习者搭建起专业权威的能力评价载体，进一步推动社会艺术教育的普及发展。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各类社会考级机构相继成立，音乐考级迅速席卷全国，一轮又一轮考级热潮深刻重塑了中国家庭的音乐美育图景。

考级热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家庭美育需求。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普通家庭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余，开始萌发精神美育的诉求。对众多业余琴童而言，考级提供了一套可参照的社会化专业评价体系，填补了业余音乐学习缺少客观衡量标准的空白。与此同时，升学政策带来的现实红利——艺术特长与高级考级证书能够在升学竞争中形成优势——成为考级市场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力。市场需求随之快速释放，琴行大量涌现，社会音乐教师尤其是钢琴教师的需求持续走高，围绕乐器选购、课外培训、等级考核的完整产业链逐步成型。

世事流转，曾备受追捧的钢琴考级，在短短数年间热度显著回落，已是行业内外有目共睹的现实。政策调整是考级热度下降最直接的外部诱因。伴随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各地陆续取消中考艺术特长生加分；自2024年起，高校停止高水平艺术团招生。考级证书不再作为升学遴选的重要参考，曾经驱动无数家庭投身考级的功利性回报就此消解。而比政策变动更为深刻的，是家长群体教育观念的更新。如今主导家庭美育选择的多为80后、90后父母，其中不少人正是初代考级浪潮的亲历者。他们真切体会过为追逐证书机械反复练习应试曲目的疲惫，也见过不少孩子拿下十级之后便彻底放下乐器的遗憾。当身份转换为家长，他们开始重新叩问艺术学习的内核，越来越多家庭将感知音乐、涵养审美、锤炼专注力置于优先位置，考级不再被视作器乐学习的必由之路。

考级市场长期积淀的行业乱象，也不断消耗着社会大众的信任。部分培训机构片面追逐商业效益，鼓吹速成通关、保证通过等级考试，将艺术培训简化为考级专项集训。教学局限于考试规定曲目，片面打磨演奏技巧，却忽略音乐素养、艺术感知的培育。各类关于考级的争议与负面报道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也让家长逐步认清一纸证书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家庭教育消费更趋理性，器乐学习本就是周期漫长、投入较高的教育选择，当证书所能带来的现实价值消退，不少家庭不愿再为功利导向的考级持续投入时间与经济成本。

功利光环逐渐消散之后，音乐考级对大众音乐教育是否还存有现实意义？回望数十年发展历程，不可否认，考级切实完成了音乐大众化普及的历史使命。正是得益于考级风潮的带动，器乐走入寻常百姓家，数千万青少年得以接触器乐演奏，走近古典音乐的世界。纵然绝大多数学习者并不会走上音乐专业道路，但不少人成年之后，依然保有聆听乐曲、弹奏乐器的爱好。当代国内蓬勃发展的音乐会市场，日益提升的大众整体审美水准，庞大的普通音乐受众群体，其根基都离不开考级时代所积淀下的全民美育土壤。

考级热度回落，本质上标志着我国社会音乐教育告别了功利内卷的发展阶段，迈向更加多元理性的新阶段。社会不必再把十级证书当作学琴的终极目标，家长获得了更丰富的教育选择权。依然奔赴考场的孩子和家庭值得被看见与尊重，其背后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诉求：有的学习者需要阶段性目标作为自我前行的激励；有的希望收获专业评委客观的演奏反馈；也有家庭借考级的目标感，督促孩子建立稳定、规律的练习习惯。

寒暑更迭，一批批孩子完成考级，有人收获满意的结果，也有人留有小小的缺憾。比起纠结要不要参加考级，学习音乐的终极意义，是学会聆听，学会感受，收获一份足以陪伴一生的审美力量。

- THE END -

原文：音乐周报